我父亲的故事，长江边的一只黑羊。
在最近一次回江南的旅途中，我看到长江浑浊的黄水静静地流淌，像一个倔强的老人，拖着一根扭曲的红木拐杖，愤恨地走在自己不肖子孙的前面，头也不回。
这时，我觉得我必须把我父亲的故事讲给长江和长江沿岸的黑羊听。父亲一步一个脚印背对长江，直到去世。我希望当人们最终懂得向大自然道歉的时候，他们会记得我讲的这些故事。
鱼的故事
我父亲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世。他去世前，我和哥哥带他去美国旅行。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旅行。他拍了许多令他感兴趣的照片。回来后，他把这些照片贴在相册上，在每张照片下面写一两句话，像是笔记。每次打开他最后一次旅行的相册，看着他拍的照片和他写在照片下面的句子，感觉好像在讲一些他父亲的故事。
比如相册的第一页，有两张我父亲在夏威夷的阿拉马湾用防水相机在水下拍的鱼的照片。红色和黄色的热带鱼静静地在水草间游来游去，悠然自得。
父亲在这两张照片上写道:“长江葛洲坝的鱼，鱼，鱼要往上游产卵了。”
我父亲来美国看望他的孩子。才过了一天，他就说:“我最多只能呆一个月。我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和我哥说:“你退休了。让你的研究生去做那些重要的事情。”父亲说:“研究生威信不够，没人听。”我和哥哥都笑了:“你有威望，谁听你的？”父亲叹了口气。但过了一分钟，他坚定地说:“当长江里的鱼在游动的时候，我一定要去。”
长江里的鱼迁徙的时候，父亲总是会离开。这一规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长江葛洲坝的建设。我记得父亲的朋友老顾穿着一双肥大的黑色棉鞋，坐在我写字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碗蛋炒饭；父亲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在小客厅里踱来踱去，叹了口气。
“下游的鱼起不来？”父亲问。
“我刚从葛洲坝过来。所有的鱼都停在那里。葛洲坝的人们以为他们今年渔业丰收，正在捉鱼苗准备放在祭坛上腌制。”老顾说。
“快点吃，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要去哪里，但我觉得他们很紧张，就像两个消防员在赶着灭火。后来才知道他们带了三个研究生去葛洲坝。等着上游产卵的鱼傻乎乎地停在大坝下游，等着大坝开恩给它们让路。
最后，我父亲和老顾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他们的研究生，把本能的鱼一桶一桶地运过大坝。而且，从那以后，每年鱼迁徙的时候，他们都会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去帮鱼兄弟，把鱼运过大坝。这叫“科学研究”。鱼每年都要洄游，所以我爸爸得到了这样一份永远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们是一个很功利的民族，是一个只需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们可以提前拿走属于我们子子孙孙的资源，挥霍或者糟蹋。我们喜欢抱孙子，但我们的关心最多就戛然而止。至于我们的曾孙有没有太阳月亮，有没有清风蓝天，我们脚踩着，眼睛闭着，眼不见心不烦。我们也嘲笑危言耸听——天怎么会塌下来？这是无事生非。我们的好感是没有根据的，但也是有道理的。
鸭子的故事
在父亲相册的第二页，有一组鸭子的照片。这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天鹅湖”。其实湖里没有天鹅，全湖都是鸭子，一只只，远远看去密密麻麻，像灰色的跳蚤。我们的狗想在湖边喝水。一个湖里的鸭子突然大叫，像战士一样朝我们的狗游过来，保卫自己的领地。父亲笑着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下面，他写道:“上海浦东的鸭子，鸭子，就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70年代末开始，发现上海浦东和崇明岛肝癌发病率很高。我父亲有个很优秀的研究生叫黄成，是个孤儿。他的父母都死于肝癌。他们家有兄弟姐妹五人，相亲相爱，住在上海浦东。黄成读书的时候，他大哥也去世了。仍然是肝癌。人们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带着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调查，想知道为什么上海浦东肝癌发病率高。
我父亲选择研究生活在长江下游的鸭子。
研究结果出来了。生活在上海浦东和崇明岛的大部分鸭子都有肝癌。显而易见，长江下游的水质已经受到严重污染。
1989父亲拎着一个黑色行李箱，去美国参加水资源与环境保护国际会议。我和黄成送他上飞机。他的黑色行李箱里装着一份详细的长江下游水污染研究报告。不久，父亲从美国回来，不高兴了。他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告在谈到污染之后，又谈到了整治措施。在我报告完污染问题后，人们问，‘你们国家有什么补救措施？’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那是20多年前举行的。那时，环境保护还没有被中国人视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重要的是赚钱。人们热衷于把他们的小家装饰得漂漂亮亮。一旦出了小房子，就可以对脏兮兮的过道视而不见。谁会关心流入长江，让鸭子得肝癌的事情？
去年，我偶然遇见了黄成。他来美国做短期访问。我问他:“你好吗？”他说:“我来之前刚去过上海。我最小的妹妹死于肝癌。”所以，我们都同时想念我的父亲。黄成回忆起父亲写的很多论文和报告。那些论文和报告很早就对长江的污染和水资源危机进行了呼吁。可惜他父亲在世时，中国社会首先重视与天地抗争，把人们对自然的无知夸大成统治自然的权威；后来社会变得只关心向天地要钱，把人对自然的勒索看成是来自自然的财富。我父亲和堂吉诃德一样，带着他的“桑丘”，几个研究生，向社会宣战，一个转起来不容易停下来的风车，一直战斗到去世。
船的故事
我父亲相册的第三页是我们在科罗拉多河划船的照片。科罗拉多河的水是浅绿色的，我们的小摩托艇是乳白色的。父亲开心地戴着渔夫帽，把裤子卷过膝盖，微笑着握着方向盘，仿佛回到了故乡。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只麻雀一样的鸟在船头飞来飞去，我哥给它喂了面包。小鸟不怕人，就跑到我们放食物的椅子上自娱自乐。父亲叹了口气说:“我不知道在中国要多少代人才能建立起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信任。我们江南的麻雀，见人就像见了魔鬼。”父亲在航海，他让我给他、鸟和船拍照。
我父亲在这张照片上写道:“我们应该教育长江流域的人民。”
上海浦东的鸭子证明长江被污染后，父亲在长江流域忙了很多年。他和他的研究生在渔民的船上住了半年，收集信息。一年又一年，到了鱼季，必须上船，从未间断。他们还在长江流域收集畸形鸟。麻雀鸟有三个翅膀，第三个翅膀很小，像小孩子衣服上撕破的小口袋。我和弟弟看着觉得好玩，父亲说:“这种变异可能也和污染有关。”
我父亲和他的同事还有研究生讨论这些被污染变异的动物，表情凝重得像兵临城下。但是长江沿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仍然向长江排放污水。结核病医院和精神病医院仍然把废弃的药物扔进长江。父亲，这些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能做什么？
父亲还在长江上忙碌。后来我发现父亲这么做是为了一种精神，这就是父亲一生的意义。这种精神是无法用“奉献”或“爱”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的。这种精神是一种冷静的理性和责任感。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不仅为了今天的发展，也为了人类生存的地球的未来。这是一种科学的人文精神。为了这样的科学和人文精神，我父亲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做了很多在那个没有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年代，直到今天才看到其意义的事情。
父亲追悼会的故事
父亲相册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父亲追悼会的照片。那是我妈贴的。母亲在照片下写了一行字:“江湖不如相忘。”生死有别时，父亲回归自然。
他的父亲和中国很多贫穷而执着的知识分子一样，英年早逝。除了这本相册和每张照片下写的几行句子，他没有遗言。
医生告诉我们他的死因可能是铅中毒。母亲二话没说，在长江鱼类洄游季节到来之前，带着父亲的骨灰按时回国。父亲就这样回到了长江。
父亲在美国一步步与长江结缘，他的追悼会当然应该在江南的家乡举行。但是我妈带着我爸的骨灰回到南京后，我爸所在系的院长很内疚地对我妈说，因为他们的秘书把系里的钱偷偷自动用了，所有的钱都没了，连教授和讲师的奖金都发不出来，我真的没钱给我爸办追悼会了。终于，父亲的研究生黄成来了。当时他捐了300元给父亲开追悼会。然后老顾也捐了钱，他父亲的其他同事和学生也捐了钱。妈妈哭了。
父亲的追悼会在长江边举行。除了他的同事和学生，还有许多渔民。在追悼会上，我父亲的一生是连贯的:
我的父亲，袁川米，出生在江南一个非常富裕的地主家庭。他毕业于金陵大学，在N大学生物系工作了一辈子。他年轻的时候很洋气，打着领带，说着英语。他绝不是后来连西装都穿不上的“渔夫”。他还会瞒着妈妈带我和弟弟去纪明餐厅楼上的西餐厅吃牛排。后来“文革”开始，他被发配到农村，在那里养猪几年。他和所有改革派知识分子一样，非常努力地清理祖上八代人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然后和工农群众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一有机会正常工作，就投身于长江环保事业，直到去世。这就是我父亲的生活，很简单。父亲，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内心世界，他们的内心世界不得不公开化。唯一属于他们私人的，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良知的科学人文精神。这是我父亲人生的支点。
父亲的故事讲完了，但长江的故事没有讲完，也许永远也讲不完。后来，老顾给我发了一份当地的报纸，报道了一个渔民在长江里捕到了一种稀有动物——白鲟。报道称，从渔民到科学家，所有人都竭尽全力拯救这条白鲟。看完之后，老顾一定要让儿子把这份报告拿到我父亲的坟前烧掉，以告慰父亲。因为长江第一条鲟鱼是我父亲发现并命名的，所以报社让我谈谈如果我父亲看到人们这么关心珍稀动物会怎么想。此时，父亲已经去世9年了。我父亲会怎么想？
我想父亲大概会说:“与其身在江湖，不如相忘。”
我父亲的科学家生涯使他比许多人看得更远。与其称赞人类对动物的关爱直到濒临危机，不如不去干涉动物，让它们像我们一样在地球上有一席之地，过上它们平静的生活。我们人类并不主宰地球。让动物按照自己的本能自由生活。我想这可能是我父亲要为鱼、鸭、鸟、白鲟发出的独立宣言。
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