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易学中的科学思想？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应该说起源于现代欧洲。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的历史起点和人类文化的起点是同源的。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科学和巫术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巫术和科学在认识世界的观念上是相似的，都认为事件的连续是完全有规律的、确定的，因此是可以准确预测和计算的。对于那些知道事情的起因，能够接触到宇宙奥秘的人来说，无论是巫术还是科学，似乎都为他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结果，巫术和科学强烈地刺激了对知识的追求。”女巫是人类知识最早的总结者和集大成者，她们的职业与天象和地形学有关，关于天象和地形学的各种知识构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时空基本框架；他们的关注和相关实践活动促成了中国早期知识体系的形成。这些知识包括:与“天”有关的天文历法、对气的占星观察、形式和方法的选择、龟的占卜、风角五音；与“地”相关的形状；与“人”有关的取梦、招魂、厌恶解体、取食、留房、引导等等。显然，这些知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地质学、医学、数学等学科的原始源泉，而易经是这些具体知识所体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总结。
《易经》尤其是《易经》的性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与《易经》本身的丰富性和驳杂性有很大关系。就《易经》中的卦爻辞而言，无论选择什么解读角度，都不能否认和忽略其中明显的占卜成分。结合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的研究成果，有理由认为，历代对《易经——易经》的多层次、多维度解读和延伸，是巫史传统作为中华文明精神起源和核心的典型体现。所谓“浩浩荡荡，包罗万象，涵盖天文、地理、音乐、兵法、音韵、算术，为党外之火，无不可助易之思，而善易者，可助易之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复杂”[2]。今天，这个被称为“易学”的知识体系，按照现行的学科分类标准，很难被归入某一门专门知识。究其原因，是基于“仰望天空，俯视大地，观鸟兽之文，适地而行，近取诸体，远取诸物”的方法论的易道“准备充分，见多识广，参与充分”这些经验经过高度智慧的哲学家的加工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以阴阳五行八卦的循环、流转、生生不息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人与其生存所依赖的世界关系的“图解式”结构体系。这样的“图形”结构体系是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层精神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体现，并与巫术历史传统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汉代以后，随着五经作为中国思想在话语权上的元法典的霸权地位的确立，五经之首《易经》所包含的上述思想和结构模式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影响了其他知识范畴的形成和发展。
从易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易学与其他知识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作为宋元时期数学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一部分，在宋代数学学派、理学学派、气学派关于数与象、数与理、数与物或气的讨论中发展起来的数学哲学，成为将数学和物理学推向中国传统科学高峰的巨大动力源泉。明代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成就，如李时珍的《本草自然分类法》、朱载相的《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徐霞客的《地形观察分析论》、宋在声学上的大发展、方以智的《光学》等，都与此密切相关。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虽然与西方文化发生了对抗，但中国文化的基础仍然非常牢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仍然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只能在“西学中来”、“中体西用”等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由于易学在传统思想领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将易学与现代西方科学相结合一直是人们努力的主要方向。其中，徐光启、方以智、蒋勇和焦循是代表人物。比如方以智，他和牛顿一样，从科学实践中寻求三定律的科学观，只从《周易》、《河套》、《洛书》中找到神秘主义作为改进西学的武器，所以他的尝试失败了。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方以智的失败是中西文化冲突的深刻表现，他个人的缺点是整个文化中某些缺陷的反映，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目前科学技术的研究现状来看，大致有三种倾向:一是研究古代科学技术的关系；第二，用现当代科学的一些成果重新诠释传统易学；三是现代科学与传统易学的比较。
所谓科学，是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其特征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来反映现实世界中各种现象的属性和规律。科学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基于两大成就，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和通过系统实验可以发现因果关系的发现”[4]。逻辑思维是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其特点是抽象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形成概念，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以反映真实过程。所以，如果把人为笼罩在科学上的各种神圣光环和面纱掀开，“科学不过是感知的显现，意图的解释，常识的完善，语言表达的准确”。换句话说，科学是人类认知结构的模式之一。
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纪。科学观念凭借强大的物质力量迅速登陆中原，并随着社会原有经济基础的瓦解，在新生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原有的思想和话语得以生存，或者主动或被动地“更新”自己的话语，以求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新的“共识”，这是很自然的。从这一点来看，20世纪的许多发展，包括考据学和历史考证学，都与理学家以科学重新诠释易学的尝试是一样的(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方以智以易学诠释西学的努力方向)。自觉不自觉地，他们都是在实事求是的科学观指导下，在新的话语体系中重新定位易学的一种努力。
尽管很多人对科学和易学的研究方法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尽管科学和易学有着相同的古代巫术来源，它们之间也确实有许多可以相互兼容和解释的领域，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本质的区别:易学和科学严格来说是两种不同思维模式下的两种不同认知结构，是人类选择的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科学思维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对观察结果的逻辑分析，这种逻辑分析是在一系列严格规则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些规则通过了最大共识检验，从而保证了分析推理结果在共识中的可验证性。与之有本质区别、代表易思维最典型特征的表意思维是意象思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分析的，其演变的结果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是个体思维者在目前无法解释的特殊心理状态下所获得的认识。在《易传》中，所谓“易无思想，无行动，无运动，有世界感”正是易象思维特有的“感”的特征。这种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观念的最根本体现，而“天人合一”本身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境界”，所以《易传》的作者接着说:“如果不是世间至高无上的神，谁能比得上这个”？传统易学中有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是神秘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形象思维所达到的境界是独特的。某种现象、状态或感觉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它们超出了现实限定的“共识”的可理解范围。
从“独知”和“共识”的角度，我们对易学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应该说，易学是在新的语境下对传统易学的重新阐释，为易学建立新的“共识”基础。虽然其中存在着被学者们所诟病的“丑学”、“伪科学”等成分，但它在新形势下获得了新的立足点，为越来越多在科学话语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们认识和理解《易》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也为中西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