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梦的研究
圣经中提到了很多关于睡眠和梦的故事，梦是可以预知的。圣经《撒母耳记》中也有记载:“主离开了我，他毫不犹豫地在先知或梦中回答了我”，可见人对梦有一种心理上的依赖。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认为梦对未来具有相对重要的预测性，并给出了梦的定义，认为“做梦是睡眠中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一种心理问题，是精力过剩的产物”。
巴比伦人和希腊人认为，梦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梦会通过梦向他们展示上帝的意图。
中东国家的朝圣者从四面八方来到神庙，晚上就睡在神庙周围，希望神灵通过梦境给他们一个旨意，有专门的解梦祭司指导他们如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得西医对梦的研究突飞猛进。对梦的认识从宗教鬼神的迷信到唯心主义，从唯物主义到客观主义，从病因学到唯物主义，甚至从心理学、生理学、病理学的角度。梦的解释更加具体客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文献表明，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梦的原始材料的人是法国神经生理学家米歇尔·朱夫特。他每天早上记录自己的梦，收集了2500个梦的数据。分析表明，他的梦大多与前一天或前一周的一些事件有关。
托马斯·威利斯(1627—1675)认为砧骨是睡眠中潜在的疾病症状。
20世纪初，梦的研究和心理学开始结合。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一本世界名著《梦的诠释》。有人说他是近代研究梦的第一人，对梦做了系统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梦是潜意识的产物，在睡眠中出现，维持睡眠。梦与性本能有关，性本能是满足人的欲望的需要。梦是非理性和反社会的，是预测性和创造性的，梦是愿望的实现。
荣格、弗洛姆和阿德勒同属精神分析学派，是弗洛伊德之后现代西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开创者，他们对梦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的看法。
荣格认为，梦不仅是潜意识的活动，而且具有预测性和创造性，即梦不仅可以回顾过去，还可以预见未来。梦的这种特性使人对外界有更清晰的认识，甚至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可以成为人们创作的好帮手。
弗洛姆综合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意见，认为梦是理性和非理性的交汇点，有反社会和非理性的要求，也有社会和道德的表现。
阿德勒进一步发展了荣格的观点，认为梦是潜意识的启示，对未来充满希望，是对未来的预演。
回顾弗洛伊德的释梦与梦的形成理论，仅限于精神心理层面，没有神经生理学基础。俄罗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弥补了弗洛伊德的不足，提出梦是大脑的一种特殊意识状态，是神经活动的高级理论。
巴甫洛夫认为，梦是大脑活动和记忆相互作用产生的。白天大脑是兴奋的，晚上大脑大部分是抑制的，人就睡着了。因为大脑还有一小部分处于兴奋状态，在大脑的作用下，产生了梦。睡眠中的大脑是没有逻辑的，经常被不相关的记忆片段连接在一起，所以梦往往很离奇。
从65438年到0953年，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科学时代。美国睡眠科学家连斯基和克莱特曼发现了快速眼动睡眠，发现梦与快速眼动有关，但他们只停留在梦的发生上，除了参与的人，其他研究人员仍然很难理解梦的内容。后来研究人员Fox (1962)发现，非快速眼动期也可以做梦，但快速眼动期和非快速眼动期做梦的概率和内容不同。快速眼动期的梦通常很长，以视觉和情感为主，但通常与现实生活无关；而非快速眼动期的梦通常更短，更不生动，对视觉图像的依赖更少，而视觉图像通常是被关注的，较少情绪化，更多与现实生活相关。科学家总结说，“梦的内容是人在清醒时日常生活的真实反应”。
每个睡眠期做梦的概率不一样。做梦的概率从清醒到入睡为30%~40%，浅睡眠期(第一、二阶段)为70%~75%，深睡眠期(第三、四阶段)为50%，从REM期清醒为85%~90%。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科学家发现了人类中脑的梦中枢，梦的控制中心是蓝斑的中部和尾部。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科学家认为梦与某些分子的积累和释放有关，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
时至今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整合西方对梦的研究，从神话迷信到科学系统的分析，比传统中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无论科学如何进步，梦的神秘仍然难以摆脱。如果把中医比作艺术的话，西医和科学一样，有自己不可忽视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