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总是梦见自己在走路,发现脚上没有鞋。这预示着什么?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五兄弟除了大哥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其他都在读书。家里吃饭的人多,挣工分的劳动者少,家里的生活比较困难。当很多朋友春秋穿机器缝制的统一裤子时,我穿的是妈妈缝制的老式裤子。它的腰带很宽,解小手的时候不方便解我的腰带。我回家问我妈要制服裤,我妈拒绝了。无奈,我开动了自己的大脑。我从妈妈的针线筐里找到剪刀,拿起裤裆里的布,用剪刀剪了一个洞。这样,我再解开手就会容易很多。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为自己的聪明感到高兴。我们家没有姐妹,全家人的衣服都是妈妈洗的。有一天,我妈让我把裤子脱了换。我说不脏的时候不用洗。事实上,我害怕我的母亲会发现我的秘密。最后我拧不动我妈的裤子,但我妈还是要。

晚上放学回家,看到妈妈阴沉着脸,知道事情暴露了。看来得个扫把疙瘩是不可避免的。不出所料,我妈拿着扫把打了我几下,嘟囔着:小祖宗,你什么时候毁了这条裤子?这个我还能穿多久!我撅着嘴说,谁叫家里穷,连一条统一的裤子都没做!我妈把我的故事当笑话讲给生产队的几个女的听。我的“发明”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街区。有一天,一个小伙伴在学校嘲讽我这件事。我没生气,就把搭档踢出去打他。他跑进教室,迅速从里面闩上教室门,把嘴唇贴在玻璃上来气我。我推不开门。一怒之下,我挥拳砸在玻璃上,砸得我搭档嘴角流血。我自己的手也被玻璃茬弄伤了,血流不止。那时候玻璃还是比较贵的物品,班主任让我写检讨,不算赔偿玻璃。回到家,又被妈妈骂了一顿。不过这件事之后,过年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统一的裤子。

你头晕吗?

我班一直在村里的祠堂,生产队的旧仓库,村民的闲置房屋里学习。小学五年,中间搬了好几个教室,连那个教室的座位都记忆犹新。

我记得我们小学只有五年级用课桌,下面的课都是学生从自己家里拿来的板凳或者方羽毛球,布置在教室里。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严格的女老师。为了防止男生在课堂上捣乱,老师在安排座位时故意把男生和女生分开。我很高兴我家附近没有女生。我笑一个男生说,哥们,还不错。有女生护着你上课会头晕吗?那个男生被我欺负,知道打不过我,就哭着跟女班主任说我的事。班主任把我叫到讲台上,用拳头把我钉在黑板上,说,你不是大人物,还有很多问题!去,和你妈妈谈谈!然后他一手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拖到生产队院子里找我妈。那是秋天,我妈和生产队的一群女人在院子里剥玉米皮。见到我妈的时候,班主任给我讲了我的“罪行”,把一些女的逗得前仰后合。回到学校,班主任马上调整了我的座位,我被女同学围了起来。老师说,我想看看你晕不晕。

打柴火

那时候冬天特别冷,小雪和大雪经常下。河里的冰像砖头一样厚,北风吹得电线杆上的电线吱吱作响。我们很多朋友的手都像面包一样红肿发亮,有的甚至爆脓带血,写字非常困难。我们一个班四五十人,一个大房间,一个小火炉,给大家取暖。效果可想而知。学校分配给各个班级的取暖用煤数量是有限的。为了省煤,老师让班里的几个大学生去野外弄点黄泥和煤混着烧。引煤的柴火完全靠学生劳动课解决。在那个缺粮少烧的年代,家家户户的村民都是靠草来解决做饭取暖的问题。冬天的山野非常干净,连树叶和草都很少见。我们的一些男孩瞄准了村庄附近河边的杨树林。树林里的地上还有未融化的雪,深如鞋子。我们踩在雪地上,脚下嘎吱作响。很有趣。那些杨树和一些落叶的杂枝,垂直地刺着蓝天。白色的太阳也被冻得像一个缩小的玩具球挂在天上。风像刀子一样割人的脸。我们轮流向树冠投掷一根短木棍。那些树枝似乎冻得又硬又脆,被木棍重重一击就裂了。树枝倒了,还没等我们把篮子装满,队伍里的护林员突然像幽灵一样从那里冒出来。他喊道,小杂种,别动!毁树,看我不去学校找你老师!这个人是个秃顶的单身老头,脑袋亮得像《智取威虎山》里土匪头子的山雕。朋友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冬天的时候,“开山人”喜欢戴一顶脏兮兮的棉帽,耳朵耷拉着,跟栾平很像。我们一群人喊着“滦平”“山雕”,抓起篮子就往学校跑。“栾平”被贬到我们学校。老师答应批评我们。当他离开时,老师不再谈论这件事。我们也知道老师明明是保护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柴火,我们将使用什么样的煤炉?

打碎谷物和穗

中午的时候,太阳稍微暖和了一点,屋顶上的雪渐渐开始融化。但随着太阳下山,气温逐渐下降,融化的雪水在屋檐下冻结生长成长冰,像一排排长短不一的颗粒,晶莹剔透,所以我们称之为粒粒。在低矮的屋檐下,我们踩着凳子掰了一些,夏天大家点着冰棍。我们不但不觉得冷,反而觉得很开心。短的吃完了要在高檐下煮。如果一个板凳不够,就叠两个板凳。但是班主任不允许我们把粮食掰了吃。一个原因是不卫生。她说屋顶上不仅有灰尘,还有猫尿。我们晚上经常听到猫在屋顶上呱呱叫,这是真的。而且地面很滑,班主任怕我们摔倒。但是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经常偷偷把板凳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