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旅有哪些好文章？
基本信息
《文化之旅》是余的第一部散文集。文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历史文化随笔，散论探讨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于
类别:文学-& gt；中国文学
页码:32页码ISBN:780627698X
页数:363页
发布日期:1992-03-01
该书曾获国家金钥匙图书二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1992年台湾省最佳读者奖、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成就奖。
摘要
《文化之旅》是作者的文化散文集。其中一些文章获得了各种文学奖项的一等奖。该书的主题是借助山水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其中《道观塔》和《阳关雪》通过古老的意象描述了黄河文明在大漠中的兴衰，历史上深刻的苍凉感在笔下可见一斑。《白发苏州》、《江南小镇》以柔美的小桥流水为背景，从形式和精神上展现了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社会状况。《风雨飘摇》、《青云谱随想》将笔触直接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现了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此外，还有知名的文化潮流类文章，如《上海人》、《笔墨祭祀》，以及知名的充满文化情怀的回忆散文，如《牌坊》、《寺庙》、《住在龙华》。作者以深厚的文史功底、丰富的文化感悟和艺术表现力撰写的这些文章，不仅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内涵，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例。
行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余用他独特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深思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深厚文化，用细腻的笔触，为这次游历中华文化的“苦旅”写下了一本书！不甜，因为里面有太多我不忍心亲身经历的苦涩。苦涩的味道为这本记录中国千年文化的书增添了一份味道。在读《文化之旅》之前，我大概不会想到，一个引人入胜的景点和古迹背后会有如此深刻的含义。而作者用他的妙笔组合出干净优美的散文，使之成为唤醒华夏子孙的文章。
走进情境，想到书中，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放逐的孩子，被放逐到一片陌生的土地，因为那段历史和文化，逼着我们前行。莫高窟的洞穴出现在我们眼前。洞穴依然壮观、逼真，壁画依然无声。我们静静的看着投射在石壁上的光影变化，就像他们静静的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第一次开凿，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辉煌。它遭遇了灭顶之灾:道士王用一串钥匙守护了敦煌千年，却把它留在了外国人手中，而华夏子孙却弃之不顾，那一车又一车的文物出口到了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个神秘而又意味深长的山洞为什么会吸引大家的目光？它不是耀眼的外表，但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及其深刻的寓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美也有一个宗教的世界，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一样的美，即使它曾经残缺不全，被无情任意的改造。
“浅朱浪云间，小桥流水人家”这副对联，已经把江南小镇的风韵穷尽了。江南小镇不是大自然雕琢的自然景观，而是属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人文景观。我们没来过，但书里的江南小城给我们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难怪，这些年来，很多文人在政治不清或者生活失意的时候，都会来这里隐居。而盖房，一座荒山，生活有烦恼，“隐于市”成为文人隐居江南的最佳推力。事实上，我们对“隐居”的看法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好的一面是，当中国的文化因为一些因素开始凋零，比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文人或者学者就会带着他们的学识来到这里隐居，以躲避战争或者政治迫害；其次，人生沉浮，疾病缠身，官场坎坷，都是文人失意的时刻，事事顺心。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舒缓他们的身心，找个地方隐居起来，等到他们休息够了才是新旅程的开始。缺点是有些人会把隐居当成一种谋取功名的工具，为了得到一个官位而假装隐居。这些举动造成了中国特有的隐性文化的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声名完全黑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逸”或“保存”还是持肯定的看法，因为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发展空间过于狭窄，除了隐逸，就是逼死。与其让他们的野心就这样破灭，我们会选择潜水，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余曾说，他常常站在前人站过的地方，观察自然和人文环境来思考他们的情感；在留侯庙前，一座石像纪念着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学才华到他的贬谪，这是贬谪，刘墉府是一个偏远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置身于山川之间，把悲凉的心情完全寄托在游山玩水和文章创作上，才使得中国文学史上有了永州八章这样的优秀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人。
当我们合上书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前。流动的交通和人群在自我宣告另一种文化。这就是高雄，有着千年文化的家园。也许我们应该拿起对中国文化的怀疑，亲自去广阔的土地上走一走，这样我们看完书就可以在上面走一走了。
作者简介
余，浙江余姚人，1946，中国著名美学家、文学家，中国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现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了许多中外艺术史的专著，并在国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举办过讲座。1987被授予“国家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并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近年来，经过教学和学术研究，散文集《文化之旅》先后获得上海文艺优秀成就奖、台湾省联合报最佳图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图书奖、上海出版一等奖。《戏曲理论史稿》出版于1983年，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阐述世界各国从古至今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历史著作。出版后的第二年，获得北京首届全国戏剧理论作品奖，十年后获得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另一本书以中国大陆首届戏剧美学作品奖1985出版。10年后，他获得了北京市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书在1985出版了中国大陆的第一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其学术可窥一二。曾被美国传记协会刊登在《世界名人录》、《世界著名学者》、《杰出贡献者名单》、《世界五千名人录》中。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国人才》编辑部评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中国文化传播协调员”。
余著名的散文集和回忆录有《山居笔记》、《寒霜河》、《千年叹息》、《旅人无边》、《借我一命》等。
铅
这是一部文化散文集。它主要通过山水来探索文化的灵魂、人生的真谛、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既表现了历史的深刻苍凉，又表现了江南文化的清新婉约；它既表现了中国文人的艰难心态，又揭示了世情人情。从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感悟力，而且具有非凡的艺术表现力。
目录
自动排序1
塔楼1
莫高窟9
阳关学17
沙园藏泉22
刘厚慈27
白莲洞34
都江堰4l
三峡48
洞庭一角56
庐山64
贵池糯74
青云谱风景名胜区随想82
百发苏州9l
江南小镇99
孤独的天柱山116
冯玉天一阁128
西湖梦144
狼山脚下155
上海人163
吴城记184
牌坊194
寺庙202
夜航211
吴江川219
信227
葡萄酒墓地235
老房子窗户244
废墟252
夜雨的诗258
笔墨祭祀265
收藏烦恼281
蜡梅290
谁住在龙华296号
三十年的重量304
流浪者312
中国情结330
这里真的很安静。
Postscript 36l
序
多年前我写过一些历史方面的专著。记得报纸上有几个记者说我写书轻松潇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一种让我很难受的辛苦。一动笔就感觉年龄急剧增长。无论是春秋大悲，还是大喜大悲悲愤，最后都要闭眼静心，回归历史的冷漠和理性的严厉。结果那支笔也写得满满的正确，让国内外很多读者以为我是个白发老人。
我想，任何一个真正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过着年龄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容易干枯易碎。但是，不同的年龄，心里经常打架，有时候会让自己很苦恼。比如，在连续几个月被砖头般的经典埋没后，我从小就习惯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会默默反抗，然后，我的眼睛会布满眼睛，耳朵会突然释放对天空和大地的渴望。我知道，这是另一个不同于书桌时代的时代。也有很多外在的诱惑助长了这种麻烦。你面前可以看到一个现成的例子。纽约大学著名教授Rich ad Schecllner比我大20多岁，却冒险去了中国西南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当他回到上海时，他仍然不知疲倦。参观城隍庙时，他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着马，脱下双手，放声歌唱！那天，他给了我一本奇怪的新书，是他和刚满八岁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二人聊起北冰洋的企鹅，编了一个又一个童话。我把这本书放在他厚厚的一叠国际著名学术著作中，研究了很久，忍不住自嘲。
甚至在钻研中国古代的书籍装帧时，一批大诗人、大学者的脚步声也会在我耳边响起。苏东坡曾把这种释放称为“一个老派少年的疯狂”。看他右手牵着猎狗，左手牵着鹰，欢快的马蹄狂奔。其实细说起来，他在年仅37岁的时候就自称是“老人”，所以同时在享受老年、中年、少年，生活天翻地覆，趣味横生。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做一点学习就会变得那么单调和尴尬？如果每一种知识的提升都是以生命的凋零为代价，那么世俗知识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负担，那么再过一千年，人类岂不是会被自己的精神成果淹没？如果精神和肉体总是矛盾的，深度和青春总是遥不可及的，知识和游戏总是对立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关心人类自古以来就向往的自我完善呢？我在这种迷茫中站了起来，离开书桌，穿上异地恋的服装，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长途的三毛唱道:“有多远？请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地出发了。
当然，我不会去旅行社。举着旗子排着队的旅游团队，到不了我想去的地方。
最好是一个人旅行，但此时此地很难做到:李白的独木舟和陆地游的毛驴都雇不到，我也无法穿越那些看似现代和非现代，被拥堵、懈怠和勒索联系在一起的大山。最方便的当然是永远参加全国各地轮流举办的各种“研讨会”，因为这类会议的基本性质是为少数人提供成名机会，同时也为许多人提供免费旅行，可惜这样的旅行因为噪音而乏味。好在平日里有很多邀请我去各地讲学。我一直认为讲课只是在重复已经完成的思维，出去讲课太费时间，所以谢绝了。这时，我想，为什么不用讲座去旅行呢？有了接待单位，很多烦人的麻烦都会在别人的帮助下解决，研讨会旅游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我整理了一下那些邀请，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我对自己笑，我会成为一个靠卖艺为生的流浪艺人。
就这样，我一路聊着，要去的地方很多。我无法详述我在旅途中的经历和感受。总之，到了甘肃的一家旅社，我觉得自己得写点文章了。
原因是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墨客留下深刻足迹的地方，这说明我心中的景观并不完全是自然景观，而是一种“人文景观”。
这就是中国历史文化长久以来的魅力和对我的长期影响，我无法摆脱。每到一处，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压力笼罩着我的全身，让我莫名其妙地感动和感叹。我经常像个傻子一样站着，有时候满篇章节句子，有时候满篇空白。我站在那些古人一定站过的方向，用和祖先相似的黑眼睛看着很少变化的自然景观，听着和几千年前没有区别的风和鸟的声音。我原以为在我生活的大城市有很多收藏古籍的图书馆和教授古代文化的大学，但中国文化真正的脚步却落在了这片广袤荒凉的土地上。大地一片寂静，只要有一两个精明的文人站出来:就能把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封存起来，轰轰烈烈地冲出去；文人也是柔弱无力的。只要被这种奔涌包裹着，也能呼吸千年。于是，在这看似平常的站立时刻，人、历史、自然混杂在一片迷茫中，预示着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预料到我要写的会是一些风格无法统一，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文章。没想到，我旅行是为了找回年轻的活力，但当我落笔时，它看起来比我过去写的任何一篇文章都苍老。
其实这并不奇怪。“多情应笑我生早”，对历史的情愫总会增加生活的负荷，历史的沧桑感会引发人生的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我在跋涉山川历史的时候，有了越来越多的生命记忆，这些记忆已经渗透到了笔墨之中。我想，就连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所有的现实生活记忆都会在其中加入情感和情绪，但它终究还是要用自己的长度来对比生命的短暂，用自己的粗线条来勾勒生命的局限。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各种不可能，在时空坐标中为大家指出令人清醒和沮丧的点。我不知道资源禀赋少的年轻人的英雄气概，但这是建立在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的前提下的。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英雄气概就会消失很大一部分。当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被人际关系、语言、职业等诸多取向的稳定所包围，最后不得不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一样，不再期待迁徙，任草生长。这是旧的。
于是我边想边走，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和宋朝的风洗去最后一点朝气，疲倦地倒在边关旅社的小桌子上，然后问路人邮箱在哪里，把刚刚写好的东西送走。发一篇旅行和出国的文章也是一样的，成为了目前《收获》和书里的专栏。我记得在专栏的最后，我怀着巨大的恐惧向读者道歉，并打扰他们陪我走了一段漫长而不愉快的旅程。
当然，事情也有比较乐观的一面。如果你真的走远了，看多了，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想法，就像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找到很多地方讨论一样。毕竟世界上各种定位还是有一些选项的。也许，正是对这种选择性的认同和包容，最终决定了两个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稍微大一点，决定了一种文化，一段历史的生命潜力和更新可能性。其实，即使是在一个近似先天的定位中，我们也常常可以追溯到前人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定位当成天生的血脉呢？其实家乡原来不都是异乡吗？所谓的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的最后一站。
杨明:我以为有爱情。我抛弃了所有的悲伤和疑惑去追逐无家可归的潮水，因为那个永恒的陌生人在呼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既然采果是流浪之旅，每一次停留都不会否定一次新的出发。基于此，我的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对文化潮流的评论。
我不能不老，但我可能还年轻。我不敢祈求我们庞大的文化，但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有苦涩的回味，有焦灼的领悟，有轻松的沉思，有年轻的年纪。
当然，希望只是希望，除此之外，真的是奢望。
附言
这本书有些文章已经在《收获》杂志上以年度专栏的形式连载，后来又被海外报刊转载，所以读到和听到的评论很多。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认为特别严肃和有见地的是鄂西大学中文系五位老师在该校学报设置的“文化之旅笔谈”栏目中发表的文章。(在这本定义明确的杂志的英文翻译中，“文化之旅”缩写为CPAT。最初，他们对它的完整翻译是在痛苦的托盘埃尔邪教和困惑，这似乎有点苛刻。真想找个时间请英语专家重新考虑一下。)我很惊讶湖北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后来去武汉打听，得知大学藏在省内偏远地区恩施，从武汉坐了很久的火车。一位女作家去过那里，像探险家一样讲述了那里的风俗。我问我能不能飞，我被告知，“要飞几个小时。那是架小飞机，经常回来，因为多雾多山。”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是我深深的感觉到中国有很多的潜龙卧虎。".
也许是因为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之光》杂志。起初，文化之旅是个好兆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七家著名出版社和海外出版公司发出了出版邀请，但不知何故，我被一位远道而来的组稿编辑谦逊坦诚的语气所感动，把稿子交给了他所在省份的一家小出版社。结果半年后，他们来信说在“审查”过程中丢失了部分稿件，让我补上稿件。在发了一年多的补充稿件后，他们发现我的文章并不都是轻松的游记，很难成为每个旅游点都有卖的小册子。于是，他们决定大幅度删除并打印出来，并写信高兴地告诉我这个消息。那时，我正在国外讲课。幸运的是，《收获》的副主编李晓林女士得到了风声，急忙给他们打电话，迫使他们停止印刷，并将所有手稿寄回。寄回来的稿子已经被标注变形了，很难读懂。我几次想把它放进火炉里，但多亏了知识出版社(现已改名为东方出版中心)的王国维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陈先发先生，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陆萍小姐，都有了拯救它的意向。最后，王国维先生雇人清理抄本，恢复原状，使此书得以保存。
其实也难怪出版社是按照自己的工作规范和生活规律做事的。谁叫我事先不打听清楚呢？但我认为，一本书的出版，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要经历七灾八难。你越温柔，可能遇到的麻烦就越多。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彻底毁掉，体面地活下来其实是侥幸。而且文人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大部分都有点自大和脆弱。他们不甘于弄虚作假，为了一个精神上的成就四处乱砍和迎合音乐，常常一怒之下摔笔，毁琴烧稿。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延续历史中，真不知道有多少远比发表作品更有资格发表的精神成果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这其间，自然也有不少高僧隐士因为不想让通俗的文字阻碍宣的深入思考，而故意丢掉了笔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精神成果的消散和自我消亡是必然的，而历史上某些人由于一时的需要、时尚、机遇和利益而出版某些书籍，则是很偶然的。所以《文明》这本书到底有没有被隐藏，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我记得有一位当代青年艺术家曾经在屋顶和墙壁上挂了几十万个木刻印刷的汉字，但是我们仔细看，没有一个能被我们认出来。这部奇特的作品传达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文化怪诞感，一度深深震撼了我。话又说回来，当然历代总有许多热心的知识分子试图建立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以便在偶然性和怪诞感中渗透更多的明智选择，尽管这仍然是一个难以完全实现的愿望。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零章》的出版还是一种侥幸。许多因为过时而无法交付的手稿，或者因为拒绝做出大的改变而无法成为付梓的手稿，肯定会比它好很多。运气好就运气好。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可以随便翻翻。
1991年夏天